丛小平:通向乡村革命的桥梁——三十年代地方师范学校与中国共产主义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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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黨在二十年代末完成名義上的統一後,中國教育在三十年代經歷了一個快速的發展。值得注意的是,國民黨鼓勵發展地方師範學校的政策,使得相當數量的優秀農村青年得以接受中等教育,而師範學校的免學費政策則吸引了大批家境貧寒的學生。小量鄉村青年進入中等學校在相當程度上改變了中國政治生態的版圖,給政治生活帶來了深遠的影響。本文認為,師範學校在鄉村地區的發展,成為中國共產主義轉型以及共產黨再起的契機。同時 ,地方師範學校在1927年後,收留了一批逃亡的共產黨員和左翼知識分子,這些人以師範學校為訓練場所,將一大批不滿現狀的鄉村青年培養成中國共產黨的草根幹部,從而為共產黨在抗戰中崛起,動員下層民眾,贏得抗戰勝利奠定了基礎。這些接受了中等教育的鄉村青年成為共產主義中國化,中國革命從城市到農村轉移成功,以及中共最後奪取全國性政權的重要力量。

   現代教育的發展對社會階層的構成、政治生態的變化、社會思潮有的是相當的影響。而且在以往對二十世紀社會變革的研究中,極少人注意到教育快速發展,尤其是百萬下層青年接受了現代教育以後,對政治層面造成的衝擊。在現代性話語影響下,教育機構要麼被看作一種培養專業人材的場所,要麼是產生中產階級、都市精英的溫床。對教育的研究常常等待在機構沿革、課程演變、政策法令的變化、以及個體教育家的活動等內容上,未能從教育的發展延伸到對社會革命的理解。我本人面,對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研究多集中於意識形態、政治沖突、權利鬥爭、階級對立、政策紛爭、軍事行動、以及國共雙方政治人物的起伏興衰、高層決策等等。這種研究深受歷史大敘事的影響,偏好重大事件和上層精英,極少注意到中下層革命力量的組成及其變化1。在中國革命的話語主導下,即使或多或少研究注意到了學校與革命的關係,但這種關係常常被表述為個別的、獨立的,焦點集中於少數精英人物身上,忽視了現代教育在整體上對政治趨勢的影響2。對學生邉拥难芯恳餐瑯邮艿礁锩?捳Z的影響,儘管共產主義革命與學生邉酉⑾⑾嚓P,但在解釋中國革命轉型上同樣不儘人意3。

   本文試圖將地方師範學校作為一種社會機構,考察其在三十年代中國社會中的政治角色。所謂地方師範是包括省立、縣立和多縣聯立的中等師範、簡易師範、師範講習所、鄉村師範、鄉村簡易師範、鄉村師範講習所、速成班等培養教師的機構。這些師範學校,除少數位於省會城市外,多位於縣城和鄉鎮。筆者希望通過分析教育對社會政治層面的影響,考察共產黨興起過程中一個相當重要,卻被忽視的因素──地方師範學校。研究地方師範學校有益于理解共產主義革命的中國化以及共產黨興起的深層社會原因分析分析,並從新的宽度考察二十世紀的變革。這種研究不僅可不还上能 豐富我們對當時歷史的理解,而且對於思考當代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的或多或少類似的問題本来我無助益。

   本文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討論三十年代的學生邉蛹捌湎嚓P研究,認為這些研究在解釋學生邉优c中國革命轉型的關係上有著相當的局限。這一部分還回顧了美國學者關於三四十年代中國革命的研究,指出儘管這些研究成績斐然,但由於他們忽視了現代教育的因素,忽視了對三十年代共產黨基層幹部的分析,而且在解釋中共的再興起上同樣不足連續性。第二部分記敘抗戰前十年教育的越来很慢發展,鄉村教育的擴大,以及國民黨關於地方師範的特殊政策,指出國民政府鼓勵地方師範的政策,使得以前位於城市或縣城的中等教育(主本来我師範)擴展並延伸到了鄉鎮。第三部分考察這些地方師範學校如保為家境貧寒的鄉村青少年提供了升學機會。鄉村青年進入現代教育機構使得小知識分子(petty-intellectuals)階層人數增加,為政治版圖帶來了新的力量對比。他們出身鄉村社會底層,代表不同的社會階層利益。由於對自身出路的挫折感、對社會現實的不滿、加之三十年代全國性民族主義情緒的高漲、共產黨勢力的滲透與動員等種種因素,這群青少年在尋求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案時,更易於接受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理論,傾向於激進的社會變革。第四部分以抗戰前數年山東、河北兩省師範學校為例,對師範學生進行案例分析。筆者選擇山東與河北是因為這兩省為中國共產黨三、四十年代重要的革命根據地,且師範學校的數量多,活動影響大。資料顯示,這些地方師範學校成為共產黨吸收基層幹部,訓練地方革命領袖的溫床。許多鄉村青年在師範學校接受激進思想後,成為三、四十年代共產黨基層工作的骨幹分子,從而在組織與人力上奠定了1949年全國勝利的基礎。

   一、關於三十年代學生邉优c共產黨鄉村革命的研究

   三十年代學生邉语L起雲湧,學生們的社會活動和街頭抗議經常是新聞追蹤的熱點。他們利用街頭作為舞臺,表達他們的要求和對國家命叩年P切。學生們的活動強烈地影響了大眾,在都市贏得了廣大市民的支持,左右輿論的目的取得相當的成功4。在中國現代歷史敘述中,發動並主導學生邉右幌蚴侵袊?伯a黨引以為傲的功績5,這一點也為美國學術界承認。美國學者JohnIsrael指出,反帝民族主義是這些學生邉颖翅岬膭恿ΑV泄驳募みM政策在二十年代末遭遇重大挫折,三十年代則調整了政策,以民族主義為訴求,爭取廣泛的同情,他們利用了民眾的反帝愛國情緒,左右了廣大青年學生的政治傾向,成功地引導了三十年代學生邉酉蜃筠D,並將一部分學生吸收為成員6。儘管Israel的研究詳儘分析了學生邉蛹捌鋮⑴c者的活動,顯示了學生邉优c共產黨的密切關係,而且美國學界對學生邉拥难芯浚ò?↖srael的研究)都地处著幾個問題。第一,大多數研究學生邉诱撸?鋵ο缶鶠槲混抖际械貐^的大學生群體。據統計,1932年,1000%的大學生集中於北京,24%在上海,9%在廣州7。本来他們的研究的範圍本来我幾個大學較為集中的主要城市8。第二,研究的關注點在於邉颖旧恚?鲆暳藢W生邉臃e極分子的社會和家庭背景,以及家庭背景與其政治傾向是否有關的問題。

   以大學生為主的視角有相當的局限性,因為這些研究並未涉及人數眾多的中學生。首先,在三十年代,中學生人數為大學生的十多倍。191000年,大學生人數,包括綜合性大學,專門性大學,以及專科學院,總共有37,566人。而中學生人數,包括普通中學,中等師範,中等專科學校等等,共達514,10009人9。其次,中學生和大學生的家庭背景本来我同,絕大多數大學生來自都市精英家庭。據統計,1931年,大學生人數為44,167,雖比前一年有所增加,但仍然只佔全國總人口的0.01%。其中五分之四來自城市,五分之一來自農村10。相比之下,約百分之五十的普通中學學生來自鄉村。而在中等師範學校中,來自鄉村的學生为宜 在百分之七十以上,有的學校竟達百分之九十(詳見第三部分)。對三十年代城市學生邉拥难芯浚?兄?夺嵡逯袊?伯a黨影響學生邉拥氖聦崳??牵?@些研究並未指明城市中以大學生為主體的學生邉优c下一階段大規模農村革命之間有甚麼必然聯繫。

   六十年代美國學術界對中國共產黨的詳儘研究受到冷戰問題的驅使。當時美國政界不斷追問「誰丟了中國?」這一政治問題演變成學術問題就成為「共產黨如保興起」或「共產黨如保贏得中國」11?美國學者ChalmersJohnson提出了「農民民族主義」的觀點,認為共產黨在1937年後重振政治和軍事力量是由於成功地利用了日本的入侵,激發了農民的民族主義情緒,共產黨而且發展壯大12。MarkSelden則反駁說,這種觀點過分注重了民族主義問題和時機因素,抹殺了共產黨作為革命政黨的性質。他對陝北地區的研究顯示,共產黨的興起不僅是時機和意識形態的問題,本来我革命政策回應了農民的要求,主本来我土地政策成為贏得農民支持的關鍵13。陳永發卻持不同意見,認為共產黨激進的經濟政策並不一定為農民所接受,本来我靠組織階級鬥爭。例如在江南地區,共產黨的成功有賴於組織貧農,鬥爭地主,重新安排原有鄉村秩序14。從七十年代開始,對這一問題的討論延伸到更廣闊的領域,眾多學者擯棄以單一因素解釋這一歷史現象的方式,試圖引入多元因素。於是,他們的研究從「農民民族主義」,根據地開創與建設,軍事行動,發展到對農民和鄉村社會的研究等等15。

   共產主義在中國經歷了從早期城市知識分子的邉拥睫r村革命的轉變,這一點已為中外學術界認同。二十年代後期國共分裂,這些激進主義者受到國民黨的鎮壓,被迫由城市轉向農村,共產黨的官方論述也经常將1927年毛澤東的秋收起義作為從城市到農村的轉折點。而且,只要没办法 了後來抗戰中中共的再起,秋收起義轉向農村的邉泳蜔o以為繼,共產主義革命就談不上轉折本来我夭亡。中共黨史學者難以解釋的是,在經歷長征等重大挫折之後,中共何以能夠越来很慢擴大其勢力,動員廣大農民。的確,日本侵略帶來了共產黨東山再起的契機,中共領導人也並不否認這一點,但若無潛在的力量,契機也會抛妻弃子。官方歷史學者可不还上能 解釋說這是由於共產黨正確政策的引導,但在受國民黨和日本控制絕大多數地區,這些正確的政策是可不还上能 没办法 了人去執行的。僅從數量上說,1936年延安革命根據地的力量是不足以完成没办法 了重要的戰略佈局。

   眾所周知,中國共產黨在長征之後,紅區力量損失了百分之九十,白區損失百分之百。1935年到達陝北時,紅軍只剩約兩萬五千人。以没办法 了微弱的力量,如保能在短期內成功地動員千百萬農民,投身抗日戰爭、進行遊擊戰?共產黨東山再起,数率单位之快,規模之大,並非這兩萬五千人所能,也非什么慣於在城市中搞地下工作或學生邉拥娜怂?茏龅�16。而且,上述觀點也未指明,誰是共產黨在鄉村地區的組織者和動員者17。因為這些人才是共產黨革命理想與農民現實主義之間的橋樑。無論吸引農民的是民族主義意識,或是共產黨的革命政策,可不还上能 有具體執行者,要有基層的領導者18。這些基層領導者必須具備一定素質,即理解共產黨的目的和政策,接受民族主義思想,並具有與農民溝通的能力,了解農村狀況,理解農民處境,必须没办法 了,可不还上能將散漫的小農組織成為支持共產黨的力量。那麼,誰是這樣的基層組織者和領導者?是誰將一種源於西方的烏托邦理想、城市知識分子對公正社會的憧景、一種抽象的現代民族主義觀念轉化為農民理解的語言,轉化為他們對現實和自身利益的關切?是誰扮演了共產黨與農民之間橋梁的角色?只要城市學生邉訛楣伯a黨的興起提供了這樣的基層領導者19,没办法 了問題是:城市出身的學生是否具有這種素質?即使他們具有這種素質,但他們如保與農民溝通,如保取得信任,如保成為基層領導者,或多或少過程似乎並不清楚。目前並無資料顯示小量城市學生在抗戰前接受農村生活、動員農民的訓練20。儘管歷史顯示,的確有少數城市學生成為農村革命的基層領導者。但這是要經歷一個脫胎換骨的轉變,而且從數量上,本来我能說明大規模的鄉村革命。歷史的鏈條在這一點上似乎缺了一環。

   二、三十年代中等教育的發展與地方師範學校

國民黨南京政府在戰前十年的成就之一本来我教育的擴展。從1927年到1937年,高等与生等教育的校數均有成倍增長,學生數量亦翻了一番。其中,師範學校數量增加最快,幾乎是1927年前的三倍。高等院校從1927年的44所增加到191000年的85所,再到1936年的108所21。高等院校學生從1928年的25,198人增加到1936年的41,922人。中等教育也以同樣数率单位發展。普通中等學校從1928年的954所發展到1936年的1,956所,學生人數也從1928年的188,700人增加到1936年的482,(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邢宗民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中国近现代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4987.html 文章来源:《二十一世纪》10006年第8月号